大镇压
大镇压（蒙古語：Их Хэлмэгдүүлэлт，Ikh Khelmegdüülelt）是蒙古人民共和国在霍尔洛·乔巴山领導下于1930年代进行的大规模镇压运动，在1937年至1939年达到高潮。
目录
1 过程
1.1 根登—德米德反革命间谍集团
1.2 喇嘛反革命集团
1.3 对外来民族的消灭
1.4 阿玛尔案
2 镇压机构及死亡人数
3 纪念
4 相关受害者
5 參考文献
6 外部链接
过程
根登—德米德反革命间谍集团
1936年是蒙古人民革命党建党建政十五周年，总理阿玛尔释放了几个政治犯，斯大林送给十五周年庆典的礼物是四支步枪和三万发子弹，暗示必须處决30000人。
1937年9月10日晚，大镇压的第一场战役打响，蒙古人民革命党65名高级干部被捕，其中包括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成员、国家大呼拉尔成员、部长会议成员、军队高层全体将领。蒙古人民共和国内务部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，对上述65人施以“坐火椅、拔指甲、扯光头发”等酷刑，并扒光他们的衣服，严禁他们睡觉及吃饭，直至他们在伪造的“招供状”上签字为止。这批人最终无一例外地“承认”自己参与了反革命集团，并供述了“同伙”名单。比如首批被捕的65人中的知识分子门德，为保命而将其所有认识的熟人均说成是“同谋”，因而“戴罪立功”并获较好的关照，但在1941年仍被送至莫斯科处决。又比如工业联合会主席普热夫也是首批被捕者，在刑场上即将被处决时向行刑队喊道：“我承认我犯了罪，但是我愿意招供罪状更大的人”，其死刑的执行方获延期，普热夫随后供述了许多“同谋”。类似门德、普热夫的事例在大镇压中是很普遍的，在酷刑折磨及对死亡的恐惧之下，绝大多数人都“认罪”并咬出了其他所谓“同谋”。[1]
大镇压第一场战役获得胜利，“根登—德米德反革命间谍集团”被揪出，随后根据“口供”又揪出了更多人。蒙古军队的旅以上将领中，有187位将领被逮捕；51位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成员中，有36位被枪决。有1000多位军人为免被杀，而主动“承认”自己的“反革命罪”，起初其中仅有数人获赦免，后来绝大部分人仍遭枪决。“根登—德米德反革命间谍集团”中的格勒格道尔吉·德米德是蒙古军队中威望仅次于达木丁·苏赫巴托尔的元帅，在被押送至苏联途中死亡，其父以及兄弟遭到处决，其已怀孕的妻子娜察也被杀。[1]
喇嘛反革命集团
同时进行的还有对宗教界的大规模清洗，其规模更大，手段更为残忍。蒙古人民共和国内务部揪出了所谓“喇嘛反革命集团”，其揪出喇嘛的逻辑为，如你为学生，则你的老师定是同谋，如你为老师，则你的学生定是同谋。由于藏傳佛教重視師徒傳承，每個上師的弟子眾多，每個弟子也往往向不同的上師、仁波切求法，结果所有喇嘛均可被打成反革命。[1]
指导大镇压的苏联总顾问格鲁伯奇克于1938年8月报告斯大林称：“到7月20日，771座寺院已有615个变成废墟，仍在运转的仅有26座，8.5万名喇嘛仅留下17338人，这些人还未逮捕，对中高层喇嘛我们将在下一阶段战役中全部解决。”[1]
对宗教界的清洗，按照标准定额，每位肃反人员一天须办理10件案子，超额完成者有奖。一位名叫班扎拉格奇的肃反人员在毁灭一座寺庙的过程中，平均每日办60件案子，从而成为“先进工作者”。一位叫巴雅尔马格奈的肃反人员，因为一周办理了几百件案子，而获得了北极星勋章（该勋章是蒙古人民共和国授予军功卓著者的勋章）。[1]
蒙古人民共和国内务部成员卢瓦桑萨姆丹1962年回忆称，因逮捕的僧人过多，导致监狱十分拥挤，每周会进行一至两次集体处决，每次用卡车将僧人们一车一车地拉至刑场。[1]
在此次镇压中，蒙古人民共和国全国除了甘丹寺之外，其他所有藏传佛教寺院均被關閉和毁灭，这永久性地改變了蒙古的整个文化景觀。
烏蘭巴托的甘丹寺在1938年大镇压高潮期间關閉，但在1944年重新開放。這是蒙古在共產主義時期唯一保持運作的佛教寺院，也是極少數逃脫毀滅的寺院之一。
对外来民族的消灭
十月革命之后，许多哈萨克人、布里亚特蒙古人、塔塔尔人自苏维埃俄国逃到蒙古，斯大林认为这些人“逃避革命”（是另一种反革命罪），下令乔巴山对他们进行清洗。蒙古的2.1万哈萨克人中，有2000人被消灭；140个塔塔尔人仅剩4个。此外，来自中国内蒙古的汉族及蒙古族人士几乎未留下任何活口，其中还有的是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成员。[1]
阿玛尔案
处决“反革命”干部和群众时，蒙古人民共和国内务部强制党、政、军干部观看，乔巴山满脸木然，总理阿南德·阿玛尔则时常流泪，这被“苏联专家”李维諾夫观察到。伏罗希洛夫授意大镇压中乔巴山的副手、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书记鲁布桑沙拉布除掉阿玛尔。[1]
当时，阿玛尔是蒙古高层人士中仅剩的最后一两位有声望者，故斯大林让他接替已被打成反革命的根登担任总理，苏联专家们则可躲在“阿玛尔政府”的门面之后作恶。所以，在除掉阿玛尔前，莫斯科授意先发动宣传攻势以降低阿玛尔的声望。[1]
1939年3月，阿玛尔因“反革命集团庇护者”等罪名而被逮捕，并被押往苏联审判。在被关押期间，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对他施以各种“非人酷刑”。 1941年7月10日，在蒙古人民革命党建党日，阿玛尔被宣判死刑。与阿玛尔同被逮捕并送往苏联处决的，还有当时的蒙古人民共和国国家元首、蒙古人民革命党创党元老道格松。阿玛尔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期，在狱中遇到了将其清洗的鲁布桑沙拉布，这时鲁布桑沙拉布已成为其狱友。[1]
镇压机构及死亡人数
在大镇压期间，两个特殊机构凌驾于一切党纪、国法以及蒙古党、政、军机关之上，一是“非常委员会”，作为最高军事法院；一是“特别委员会”，作为最高法院。到1939年4月，这两个委员会的卷宗写明，共判处29198人反革命罪；其中非常委员会办理的25785件政治案件中，已作出判决的卷宗写明，共20099人遭处决，5739人被判入狱。[1]
1939年末，乔巴山在笔记本中记下了如下工作总结：“到11月，共处决喇嘛20356人，600名是高级喇嘛，3174名是中级喇嘛，13120名是低级喇嘛，摧毁797座寺庙；在1937年和1939年之间，逮捕了56938人，其中20396被处决，被逮捕的人中有17335人是喇嘛”。乔巴山所记录的数字比上文提到的苏联顾问格鲁伯奇克1938年8月记录的高。[1]
大镇压影響到蒙古人民共和國全国，但重点是蒙古人民革命党及政府高层、軍隊、喇嘛等。受害者们普遍被指控为亲日本的間諜。在此次镇压中被处决者通常估计在22000人[2]至35000人[3]不等，占當時蒙古人口的約3%至4％。近18000名受害者是藏传佛教喇嘛[2]。有些作者估計受害者高達10萬人[3]。历史学家目前经常引用的数字在3.6万至5万人左右，但研究者认为3.6万这一数字属于远被低估的数字。[1]
1991年在木伦[4]、2003年在乌兰巴托[5]，一些万人坑被发掘出来，数以百计被处决的喇嘛和平民的尸体被挖掘出来，他们都是颅底遭到枪击而身亡[5]。
纪念
1996年，原蒙古人民共和国国家小呼拉尔主席团主席博勒吉德·根登（1937年在莫斯科被处决）的女儿策伦都兰（Tserendulam）在乌兰巴托开办了政治迫害受害者纪念博物馆，以纪念大镇压等政治运动的受害者。[6]该博物馆的展品中，藏有一些大镇压时期颅底带有枪眼的受害者的头骨。[7]
相关受害者
位于乌兰巴托的献给大镇压受害者的纪念碑
大镇压期间，一大批蒙古党和国家领导人被押往苏联莫斯科，随后遭到处决或流放：
- 博勒吉德·根登
- 阿南德·阿玛尔
- 达理扎布·洛索勒
- 格勒格道尔吉·德米德
一批布里亚特人因同蒙古有联系，而在苏联大清洗时期被逮捕：
- 扎木斯朗·策本
- 额勒贝格道尔吉·仁钦诺
- 达希·萨木皮伦
- 额尔德尼·巴特汗
參考文献
^ 1.001.011.021.031.041.051.061.071.081.091.101.111.12 段宏宇，蒙古国的集体化和大清洗，炎黄春秋2012年第7期
^ 2.02.1 Christopher Kaplonski, Thirty thousand bullets, in: Historical Injustice and Democratic Transition in Eastern Asia and Northern Europe, London 2002, p.155-168
^ 3.03.1 Twentieth Century Atlas - Death Tolls
^ Mass Buddhist Grave Reported in Mongolia The New York Times, October 1991
^ 5.05.1 Mass grave uncovered in Mongolia RTÉ News, Thursday, 12 June 2003
^ Memorial Museum of victims of political persecutions
^ Lonely Planet.com
外部链接
Prelude to Violence: Show trials and state power in 1930s Mongolia by Christopher Kaplonski
A Forgotten Purge by Timothy May, Department of History, University of Wisconsin–Madison- The Day of Commemoration, 2011, Ulaanbaatar, Mongolia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