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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世之學，指中國儒學中講求治國利民之道的學問，興起於明末清初和晚清。

內容

經世之學即治國之道，治民之術，廣義而言，一切以治國治民、經世致用為宗旨的學問，都是經世之學^[1]。具體來說，包括政務、財政、教育、科舉、禮制、刑法、工程、屯田、水利、鹽政、軍事、天文、地理、農田等實務，既講求施政功效，又謹守儒家以民為本、為民立政的信念^[2]。

經世之學也著重史學，提出「史學經世」之說，要把歷史經驗用於現實^[3]。另一方面，經世之學反對理學家的虛談，反對空談心性，也反對瑣碎無用的考據^[4]。

發展

明末清初

從16世紀開始，士人廣泛以「經世」一詞指治國之術。^[5]馮應京的《皇明經世實用編》28卷開創先河，收錄大批案例、檔案、政論。當時地方志也收集檔案、文章以助治民。明末東林黨開闢經世的風氣，議論時政，批評官員，自此經世思想傳遍士林。陳仁錫受東林改革精神影響，編訂《八編經世類纂》225卷及《皇明世法錄》92卷，反映當時政治弊病。^[6]1638年，陳子龍也編成《皇明經世文編》504卷，搜羅明代大臣奏疏3000多篇，反映有明一朝的治亂事跡與制度演變，補救弊病。^[7]

明末清初時，經世成為士大夫的共識，顧炎武、李顒、黃宗羲、王夫之等大儒都注重經世致用。李顒編《時務急策》一書，列舉自南宋以來的經世著作，包括屯田、水利、鹽政、武備等多種實務。而顧炎武撰有《日知錄》、《天下郡國利病書》、《肇域志》等經世著作。黃宗羲則寫成《明夷待訪錄》評論政治制度。^[8]清代初年的顏李學派更強調實用，特別著重「禮、樂、兵、農」四大項目。^[9]

清代中期

清代中期，考據學興起，經世之學一度旁落。但考據學中諸大儒仍不忘經世致用的理想，戴震和錢大昕都強調儒學可以經世。而汪中研究禮經，也希望可以有益於日用民生。此時經世之學可說深藏在儒學的底層。^[10]

晚清

19世紀前期，社會政治危機日益嚴重，儒家憂患意識加深，經世之學重新興起，並擴大為救國救時的學問。^[11]乾、嘉時期的士大夫熱衷刊印詩集，道光時官員則大多出版時政著作。^[12]自1825年，魏源和賀長齡編《皇朝經世文編》，成為晚清經世之學的劃時代文獻。^[13]全書分為學術、「治體」（朝廷）和清朝六部事務三大部份。^[14]咸豐年間，張鵬飛刊行《皇朝經世文補編》，補充魏源原書。其後饒玉成（1882）、葛士濬（1888）及盛康（1892）都分別編有《皇朝經世文續編》，三書皆120卷，沿用魏源之書的體制。葛士濬一書在六部事務後特加「洋務」20卷，^[15]經世之學超出傳統限制，擴展到西學。孫中山早期的政治思想，也受當時經世之學影響。^[16]

甲午戰爭後，更多經世著作問世，如陳忠倚（1898）《皇朝經世文三編》、邵之棠（1901）《皇朝經世文統編》、何良棟（1902）《皇朝經世文四編》、求是齋（1902）《皇朝經世文三編》及麥仲華（1902）《皇朝經世文三編》。^[17]

参考文献

引用

来源

• 
  余英時：《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》（台北：聯經出版事業公司，1987），〈清代學術思想史重要觀念通釋〉，「經世致用」條，頁418-431。


• 余英時 著，程嫩生 等 譯：《人文與理性的中國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7），〈孫逸仙的學說與中國傳統文化〉，頁241-265。


• 
  劉廣京：《經世思想與新興企業》（台北：聯經出版事業公司，1990），〈《皇朝經世文編》關於經世之學的理論〉，頁77-167。


• Jerry Dennerline（鄧爾麟）著，宋華麗 譯：《嘉定忠臣——十七世紀中國士大夫之統治與社會變遷》（北京：中國編譯出版社，2012）。


• 林滿紅 著，詹慶華 等 譯：《銀綫：19世紀的世界與中國》（南京：江蘇人民出版社，2011）。

延伸閱讀

• 李焯然：〈从清谈到经世：晚明思想变迁的再检讨〉。


• 黃克武：〈理學與經世──清初「切問齋文鈔」學術立埸之分析〉。


• 黃克武：〈明清經世思想與歷史觀〉。


• 黃克武：〈經世文編與中國近代經世思想研究〉。


• 林滿紅：〈古文與經世: 十九世紀初葉中國兩派經世思想的分殊基礎〉。


• 林滿紅：〈由自由取向到權威取向——一八五○年前後中國的思潮轉折與政治經濟變遷〉。


• 李國祁：〈道咸同時期我國的經世致用思想〉。